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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海斌:《庚辛史料》与许同莘其人

发布时间:2019-08-14 22:55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  笔者按:由于研商的必要,《张之洞全集》是手边常置的史料书之一,特别“电稿”个别,约略翻的是最众的。电牍动作近代新兴的一种公函类型,张集所收者,无论以绝对数目,仍是史料价钱来权衡,正在同时期人文纠集,惧怕也只要《李鸿章全集》可与并论。我一面有一个一意孤行的念法,也是正在教室上常常与学生互换的话题,即咱们诈骗史料时,必要对其体裁有必定的敏锐,而合注史料自身本质、源流、酿成(搜罗保藏、宣传、编辑、出书等等)方面的题目,实践上与借助史料所欲管理的整个课题并不脱离。这层乐趣,正在方家看来,或缺乏道,但正在诈骗原料尚嫌粗放的近代史研商周围,仍有其针对性。趁着近期整饬许同莘辑《庚辛史料》的时机,念把以前积蓄的念法做一点清算,趁便以“张之洞电稿”为例,杂说极少相合史料学的题目。这个做事,对张之洞文献的编辑与出书研商有些微的填补,更紧要的,或正在于牵连出一种认识,即咱们可能用何种视力来对待与诈骗“电稿”,而一朝有了这种认识,我念关于其他类型史料,也同样是实用的。

  《庚辛史料》,许同莘辑,连载于《河北月刊》1935—1936年第3卷第1—8、10—12期,第4卷第2、4、6、11期。据编录者“题记”移交?

  庚子拳匪之变,私家记录,不下数十种,或过后追述,或得之传说,难资根据。曩岁编张文襄全集,就来往电报,编录成编,虽电码译文间有脱误,然语语征实,可为信史,爰付印行,备异日修史者采焉。已睹李文忠、张文襄全书者不重出。许同莘记。

  由是可知,此种“史料”紧要汇辑庚子事情时候官方电报,也可能说是许同莘编辑《张文襄公全集[书]》的一个副产物。按《河北月刊》为民邦时候河北省政府主办期刊,1935—1936年间河北省会曾迁转天津、保定两地,许同莘供职于省政府秘书处,故众向河北月刊社供稿。

  《庚辛史料》,顾名思义,大旨纠集于“庚子拳匪之变”,实质起码包括庚子(光绪二十六年,1900)、辛丑(光绪二十七年,1901)两年,当时应已成编,拟分卷刊载,然未刊毕。目前可睹《河北月刊》的连载版本,起自庚子蒲月初九日,迄至玄月初三日,共528件,一共约7万字。据编辑方式,“已睹李文忠、张文襄全书者不重出”,则这个别原料可与《张文襄公全集》及今刊《张之洞全集》互补。

  《庚辛史料》,许同莘辑,连载于《河北月刊》1935—1936年第3卷第1—8、10—12期,第4卷第2、4、6、11期?

  据笔者整饬统计,《庚辛史料》所录紧要是庚子事情时候张之洞收各方来电,不录发电,而来电仔肩人一共近百人,涵盖领域相当渊博,除居于当时电报收集中央身分的大理寺少卿、总办电报局之盛宣怀外,大致搜罗以下几类!

  (1)将军、督抚、藩臬等地方大吏,如两广总督李鸿章(后改直隶总督)、两江总督刘坤一、闽浙总督许应骙、福州将军善联、直隶总督裕禄、布政使廷雍(后署直隶总督)、河南巡抚裕长、陕西巡抚端方、四川总督奎俊、成都将军绰哈布、云南总督丁振铎、山东巡抚袁世凯、江苏巡抚鹿传霖、看护江苏巡抚聂缉椝、安徽巡抚王之春、浙江巡抚刘树堂、布政使恽祖翼、广东巡抚德寿、湖南巡抚俞廉三、布政司锡良(后改山西巡抚)、布政使湍众布、署按察使夏献铭、江西巡抚松寿、广西巡抚黄槐森、贵州巡抚积诚、云南矿务督办唐炯?

  (2)各海合道,如上海道余联沅、厦门道延年、江汉合道陈夔麟、重庆合道夏时?

  (3)各地首要武官,如长江海军提督黄少春、贵州提督梅东益、云南提督冯子材、广东碣石镇总兵刘永福、前南韶连镇总兵方友升。

  (4)京官,如许景澄(以吏部侍郎充总理衙门大臣)、袁昶(以太常寺卿充总理衙门大臣)。

  (5)出使各邦大臣,如驻日公使李盛铎、驻俄公使杨儒、驻英公使罗丰禄、驻美公使伍廷芳、驻法公使裕庚?

  (6)各邦领事及其他来华外邦人,如日本驻沪署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、法邦驻沪总领事白藻泰(Georges G.S. Bezaure)、美邦驻沪总领事古那(John Goodnow,一译古纳)、意大利驻香港领事伏比斯礼(Z. Volpicelli)、德邦亨利亲王(Prinz Heinrich)?

  (7)湖北省内各级文武官员,如荆州将军、湖北提督、安襄郧荆道、荆宜施道、施南府、德安府、黄冈县、宜都县、江陵县、巴东厘局委员!

  (8)各地电局委员,如衢州电局、安徽电局、厦门电局、太原电局、赵城电局、牛杜电局。

  (9)湖北驻各地侦探委员,如陈公恕、巢凤冈、曾磬、章师程、程云、张华燕、李兰皋,等等。

  以上各方来电,大家篇幅短小,且实质零落,头绪纷杂,初读者临时不免猜疑。诚如许同莘所指示,“一事之起,必有由来;一端之发,必有事实。电文既略,若不与来电观光,则如隐谜、歇后,索然乏味矣”。(《〈张文襄公电稿〉例言》)合于许同莘其人其事,众人所知不众,他关于近代史料与史料学实大相合系,特别关于动作晚清史料一大渊薮的张之洞文献的保留与整饬,堪谓第一元勋。而《庚辛史料》原即广义的“张之洞电稿”的一个别,要剖析其本质、身分与史料价钱,有须要追溯“张之洞电稿”这一宗巨型史料的起原、编辑与传播的境况。

  许同莘(1879—1951),字溯伊(叔伊),江苏无锡人,庚子、辛丑并科举人,出使意大利公使许珏之侄,张之洞属员名幕张曾畴以外甥,同邑人杨寿楠称许其“濡染家学,才藻冠时”,并谓“早岁收张文襄公幕府,插足机宜文字;旋官译曹,君相差外里,明于当世之务。又习驰名公巨卿之批评,郎曹、幕职之选,君实兼之”。按,许同莘入张之洞幕府之缘起,可追溯至光绪二十五年(1899),其初至湖广督署“进修处事”。据许氏自述!

  岁己亥,同莘始逛武昌,从会稽施先生治法家言于督署。是时距曾(邦藩)、胡(林翼)诸公之殁三四十年,幕中诸先生时常诵其作品,道其轶事,而督部张文襄公视草苛(原文如斯),掾吏兢兢,无或敢一字苟者。(《公牍学史·自序》)!

  许同莘编《张文襄公年谱》,民邦三十五年(1946)上海第一版,笔者自藏本。

  许同莘初至武昌,众得助于其舅舅张曾畴的相合。张曾畴(1867—1911),字望屹,别名潜园,江苏无锡人,精于书法,而擅长文牍,甲午后以诸生入张之洞幕府,为缮校文案委员,以来佐幕众年,时人言其“为人精敏强记,宁静寡营,张督部雅重其才,深加倚任,先后从事十有七年”,“职视秘书,最为文襄所信重,而奉职之勤、治事之敏、守口之慎、律身之苛,同人咸推敬焉”。辛亥年(1911),以候补知府执掌汉阳车站货捐局榷务,事情发生之际,正在汉口投江死难。许同莘正在其死后为撰“事略”,并编有《张潜园书广雅相邦奏议》,所影印手书奏议、来往公牍、朋僚函稿,均由张曾畴代张之洞起草或抄缮。谙习湖北旧闻的刘成禺说“无锡张曾畴擅苏体字,为之洞代笔,几乱真”。许同莘称其舅舅正在武昌幕府奉职勤谨,“张公雅重其才,自吏治军务,以致协商事宜,事无巨细,咸令参预”,又以工书,仿照幕编缉体形神兼备,“壬辰(1892)、癸巳(1893)从此,凡墨迹署张公款者,皆出先生人笔,江汉之间得一鳞半爪,竞相摩仿,谓之‘帅体’”。

  伯父许珏与许同莘相合逼近,常常通讯,赐与的熏陶、训诫也颇众。许珏(1843—1916),字静山,晚号复庵,光绪八年(1882)举人,曾入山西学使朱酉山、四川总督丁葆桢幕,十一年(1885)由阎敬铭荐,随张荫桓出使美、日、秘三邦,后以参赞接踵随薛福成、杨儒出使欧美诸邦,甲午后一度入张之洞幕府,旋因故辞去,二十八年(1902),派充出使意大利公使。《复庵遗集》节抄《谕从子同莘》乡信约三十通,起自甲午(1894),迄至丙辰(1916),前后逾二十年,凡“看书”、“做人”、“寒暄”、“处世”诸端无不涉及,以身说法,言之谆谆。许同莘甫入湖广督署,许珏即去函叮嘱:“毗邻来信,悉到鄂后已进督署进修,甚慰,但能处处着重,自然识睹日长。”以来经验庚辛之变,乡信中除教导时务,又常教以正在热烈的新旧纷争中“相时而动、择地而蹈”之守身要义:“侄欲着重时事,须负责体认,切勿学矮子观场,凡事非胸有确睹,第扣盘扪烛,侈口妄说,未有不贻祸事态者”、“鄂中新说流行,风尚日坏, 吾侄天资甚高, 必已灼睹其非,务望刻苦凝静,闇然自修,力屏时下浮嚣习,至嘱。”?

  前文所言“会稽施先生”,此前研商众误为江南名幕、浙江会稽人施炳燮,因其人久居两江总督刘坤一幕府,精研应酬文书,许同莘曾向之求教“洋务之要”。实则,施炳燮长远奉职两江幕府,与此时的许同莘并无交集,且其擅长的协商营业,也与文中所谓“法家言”非一事,弗成混同。此处“施先生”当为另一位“绍兴师爷”施煃(?—1931)。笔者检到许同莘为其所作“行状”,可从中窥知施煃约略阅历,以及当时张之洞幕府的极少黑幕!

  先生姓施氏,讳煃,字仲鲁,号悔盦。世为会稽望族,……早岁居襄阳,修业鹿门书院,两世宦逛湖北,例得占籍,遂以给古文辞入武昌府学,光绪丁酉举乡试第六人。先生少承家学,即究心当世利弊,姊婿章鹤汀先生治刑名钱谷,声江汉间,先生从问业于湖广幕府逾一年。张文襄督湖广,先生为幕府后辈,未之奇也。又五年,文襄移督两江,先生为幕僚治牍,辄如文襄所欲言,既而他去,文襄怪幕僚治事不如前,询之得其故,亟撽先生授幕职,自是从文襄者八年。是时海内众故,而江楚东南重镇,文襄所规画率邦度大计,庚子辛丑间,外祸益亟,幕府治事,昧旦而起,宵分而不息,文襄宏奖人才,方闻硕学之士,云集幕下,吏事则凌仲桓、诸肖鞠、杨葆初、劳筱濂诸先生,洋务则辜鸿铭、梁崧生(梁敦彦)诸先生,而汪荃台(汪凤瀛)先生兼之,至论庶事综练,明律意而通于经术者,则必推先生。文襄亦曰施或人中杰也,积劳以知县荐。……壬寅,文襄再督两江,受代入觐,于是先生留江苏,权知六合县事。……(许同莘《故六合县知县会稽施先生行状》)?

  许同莘:《故六合县知县会稽施先生行状》,《河南博物馆馆刊》第7/8期,1937年。

  由此可知,施煃约自张之洞暂署两江总督的甲午年(1894)入幕,至壬寅(1902)年告别,“从文襄者八年”。他出生于师爷世家,正在张幕中善于司理庶务,以“明律意而通于经术”睹称,据许同莘所述,“早岁从先生逛,先生卓越才视之”、“先生博览群书,务其大义,治司法,旁逮河渠、食货、兵备、应酬,研几极深,睹诸适用”。这正可与上引“从会稽施先生治法家言于督署”一言相印证。这也是其后成为法政留学生、并一度从事“修律之业”的许同莘最初涉猎“守旧律学”的一个出发点。

  光绪二十八年(1902),清廷补行庚子、辛丑恩正并科乡试,许同莘赴江宁试,中式举人。三十年(1904),被选江苏赴日逛学公费考察,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第二班进修,至三十二年(1906)夏,正式卒业。(按许同莘留日阶段有日记,相合其进修法政及从事“修律之业”的境况,可参李欣荣《清季许同莘的学法、修律与法学理途》)归邦后,复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,掌管文案委员。许珏来函道贺,并为勉励:“知荷南皮宫保委办文案,从此经历渐深,蔚成大器,他日从政临民,自有操纵,欣慰之至”、“侄以少年为名公卿赏拔,翰墨以外,兼能于操履致慎,正在幕府为得士,正在家庭为亢宗,良可欣幸。”次年(1907)七月,张之洞奉旨补授军机大臣,八月,北上赴京,许同莘亦指定随行。

  入京从此,直至宣统元年(1909年)八月张之洞病逝,许同莘平素没有脱节张之洞幕府。许同莘从弟,即许珏之子许同莱正在其所撰《张文襄年谱编辑始末》一文中提到:“自光绪己亥(1899)至壬寅(1902),为进修处事时候。自丙午(1906)至己酉(1909),为任职幕僚时候。”则许同莘正在张之洞幕中前后两段,长达八年。正在京阶段,他曾奉法部调,入修订司法馆处事,又正在宪政编查馆、贵胄学塾、外务部秘书股等处兼差,平常事情相当劳累,“而主业则正在司法馆”,从事新民律的习性考核和新刑律的校订参核做事。有论者指出,许同莘身处清末民初过渡时期,“经验横跨幕职、郎曹两面,守旧律学和东来法学兼而习之,批评介于中西、新旧之间”,要探究其略显特别的法学理途,“不行不从其幕睹解之洞处入手”。许同莘自己曾为张之洞“排解新旧”之说辩护。

  众人论张文襄,以排解新旧为病,此未知当时实事也。文襄所排解者,孝钦母子之间,亦不始于戊戌从此。自光绪之初,论为大行立嗣,论中官殴禁军,皆揆度理由,措词含蓄。至其论学论政,则直言不讳,不为苟同。故言经学则斥《公羊》,言洋务则非弭兵,言时政则采外邦之长,而必以不背中邦礼教为主。自谓作按部就班之事,期铢积寸累之功,固未尝为排解说也。

  再,时人揭示张之洞“末年提议新学,兼用出国学生”的一壁外,兼有“奖新学而喜旧文”的另一壁。动作“洋学生”之一的许同莘,也小心到幕主“及其末年,怵中邦旧学之日荒,文字之日敝,则兢兢于保留邦学。认为不读经史,不习文辞,则从此入宦途者,将求其称职而弗成得”。

  宣统元年(1909)八月,张之洞正在京病逝,许同莘受其宅眷委托,认真主办张氏著作的整饬做事,经十余年的发愤,始刊《张文襄公四稿》和《广雅堂集》等七种,继编成《张文襄公年谱》(详后)。辛亥革命后,许同莘进入北京政府应酬部,1913年任应酬部总务厅文书科佥事,次年升文书科长,据《北京政府应酬部职官年外》,其任此职平素到1920年,后改互市司第六、第四科长,1928 年6月北洋政府完蛋,应酬部遣散,遂辞职。(参睹钱志伟《许同莘先生事略补证》)!

  正在北洋应酬部供职时候,他的一项紧要事迹是与同事汪毅生、张承棨互助编辑了清代历朝对外协议集,搜罗《康熙雍正乾隆协议》(4卷)、《道光协议》(8卷)、《同治协议》(23卷)、《光绪协议》(102卷)、《宣统协议》(19卷)。许同莘对应酬文书的侧重,其来有自,当年从施炳燮学,后者正以研商近代协议“独为透澈”睹长。他慢慢酿成“应酬辞令自昔所尚,今日尤要”的剖析,其后成书的《公牍学史》特意附有“辞命”二卷。北京政府应酬总长孙宝琦为《光绪协议》作“序”,回忆“我邦编辑邦际协议而列于官书者”的史册,以光绪八年(1882)总理衙门付梓之《中俄约章会要》为开首,但这一做事时断时续,不可体系,平素到民邦初年,“(应酬)部员于从公之暇,殚力收集,聚合刊印,其方式稍稍完满”。他先容说?

  我邦邦际事类之首要,而订约又最繁众者,厥维光绪一朝,佥事许同莘、汪毅生、张承棨诸君,近复搜求文书,补纂遗佚,而成《光绪协议》一书,共得百有二卷,视旧刊之新编,协议增数十,分年有外,分邦有外,厘定原约之名称,附列订约之奏牍,以供应酬官稽考之资。与夫学士大夫研精之助,其使劲可谓勤矣。抑余更有进者,我邦与各邦订约,汉、洋文并重,而声明约文,恒以洋文为主,旧约中有因迻译舛误而滋疑虑者,故洋文约稿亟应同时校印,以玉成璧,庶可能餍读约者之心,而于邦际亦众裨益,是尤余所深望者也。(《光绪协议》,孙宝琦序,民邦三年玄月)?

  许同莘等编各朝协议集,前均有“凡例”,列“分年外”、“分邦外”、“协议查验一览外”,利便阅者检索,协议、章程本文后众附相合约章订立进程的大臣折件及所奉谕旨,可资参考,“以期阅者洞悉立约之原委”。各朝汇编卷帙纷歧,个中以《光绪协议》最为重大,一共达102 卷。据编者移交,“洋、汉约文,本宜并列,惟校正洋文须极精详,故先将汉文付印,动作暂行之本,再板时当再分邦汇编,添配洋文”。就当时条款来看,这套协议集搜罗充裕,编校也较精详,为研商清代应酬供给了体系的第一手原料,其后众次翻印,影响颇广。别的,许同莘与曹汝霖、刘孚淦等合编有《应酬部藏书目次》七卷,以应酬部图书处外面印行。外传,他尚有策画再进一步,正在上述做事底子上写一部《应酬全史》,但“因故未能告竣”。

  许同莘、汪毅生、张承棨编辑《光绪协议》(102卷),应酬部图书处,1914年。

  1918年6月,时任应酬总长的陆征祥主办编成《许文肃公(景澄)遗集》,由应酬部印刷所发行,许同莘动作“部中同志”,也是紧要编辑职员之一。陆征祥述此书缘起,“会唐君蔚芝(文治)以前刊公奏疏、函牍睹赠,受而读之,如获拱璧。亟与部中同志许君同莘、孙君昌烜、张君承棨、方君元熙增而辑之,合为《遗稿》十二卷,重付付梓”。1922年,许同莘汇辑张曾畴手书,成《张潜园书广雅相邦奏议(附函电)》付梓,邓楫序曰:“先生既殁之十有一年,其甥许孝廉溯伊谋是以不朽者,撰著经乱吃亏弗成得,可得者惟书,书之大且精者又弗成能梓,梓其所写文襄奏议、函电十数通亦仅矣。”同年,许珏之子许同范等人纂辑《复庵遗集》二十四卷,许同莘睹义勇为,亦力任“参校之役”。

  北洋政府结尾后,许同莘一度出合,正在哈尔滨地方政府任事。后任河北省政府主任秘书,约1934年辞职。据与许同莘有交的金毓黻记,“民邦后出合,佐张文襄之孙忠荪(厚璟)于哈尔滨,与余数通函问于沈阳”。(睹《静晤室日记》第8册,辽沈书社1993年,第5723页)孙厚璟,张之洞嫡孙,张权次子。

  再,笔者正在“孔夫役旧书网”检到许同莘致王嵩儒信札两通,写作时代约正在1930年代初,其一内称:“再承询部况,甚感。侄正在此月入二百元,近兼某处讲席,以钟点谋略,可得七八十元,又鬻文月可得数十元,合计缺乏四百元。子息累重,哺育费众,京津两处开销,合之子息学费,大约须四百元之谱。至编书一事,似以北京为便,即如年谱取材,务必向各藏书楼及史宬等处阅兵邸钞、档册,方无过失。姪前正在滨江,即思属稿,终以查书未便而止。如承燕公厚意,月能津贴所需之半,便利将翰墨教习之事一概推绝,专意为之,庶可观成有日。”按“燕卿”,张仁乐,字燕卿,张之洞第十一子,日本进修院文科卒业,“九一八”事情投日,任吉林省实业厅厅长、东北行政委员会吉林代外、伪满洲邦实业部大臣、应酬部大臣。据此信文意推想,当时许同莘正正在天津(河北省府),而此前一度去过滨江市(现哈尔滨市道外区),其编书、编谱做事,似众获得张仁乐的资助。

  1934年从此,许同莘已经入川,逛幕蜀中”,并正在重庆出书了《张文襄公年谱》。后似任过河南省政府主任秘书,惟短缺直接原料,难究其详。1934年11月16日,随中间大学南迁的金毓黻也到过重庆,曾“诣李子壩花纱布管制局访许溯伊(同莘)”,并有赠诗。次年1月15日记:“许溯伊先生自渝来书,并寄赠五古一章,醇雅恳切,真老手也。”许诗题作“静庵先生曩以文字相契,未识面也。避兵巴渝,忽承过访,并赋诗睹赠,喜而有作”。(睹《静晤室日记》第8册,第5723、5726页)?

  较量知晓的是,河北时候,许同莘的紧要元气心灵用于公牍学研商,先后写成《治牍要旨》、《治牍须知》、《公牍铨义》、《牍髓》等,终末完结传世之作《公牍学史》(商务印书馆,1947年)。后代关于许同莘其人的眷注和清晰,原来也众聚焦于这一部体系研商我邦数千年公牍演进及其法则的“很有价钱的文书档案学论著”。(《公牍学史》,王毓,孔德兴校点,档案出书社1989年)许同莘与公牍学结缘,与正在张之洞幕府的职事历练,以及爬梳纂辑张之洞遗文的体会密弗成分,用他本人的话说,《公牍学史》即“取向所闻于父师及览观所得者,条举而详说之”。他曾纪念,“光绪季年,同莘始入幕下,文襄每具草凡相合典制者,辄属遍检群书”,张之洞殁后,授命编辑《张文襄公全书》,也策动了“公牍学”研商的最初构念。

  己酉(1909)冬,始辑文襄遗书,发箧而尽读之, 得具知治事之要。尝认为昔人论诗文以逮制义、楹联,皆有撰述,而公牍无之,欲裒所闻睹为一书,曰《公牍丛话》,众事卒卒未能也。(《公牍学史·自序》)。

  及至1930年代,邦民政府掀起行政出力运动,提倡文书档案改良,许同莘公布一系列公牍学著作,既是他众年积蓄的产出,也相合了时期必要。1933—1935年,约稍早于《庚辛史料》睹刊,《河北月刊》上也连载了《公牍诠义》、《公牍诠义补》,分述指、导源、流变、观通、酌雅、普通、法后、去忍、养耻、博趣、余论、辞命等十二篇,实为1947年商务版《公牍学史》之滥觞。

  许同莘:《公牍诠义》,《河北月刊》1933年第1卷第1期—12期,1934年第2卷第1—12期。

  许同莘终生勤于撰述,留下文字不少,惜死后萧条,短缺整饬。许同莱言“余兄平常好谱学之书,所收近代闻人年谱甚夥”,除张之洞年谱外,他还纂有《歙县迁锡许氏宗谱》、《无锡华氏谱略》、《河朔氏族谱略》等很有分量的家族谱,以及研讨“谱学”的极少外面性著作。

  他性喜逛山访古,自谓“名山如闻人,逛名山,如读史,山之脸孔,未易识也,无已则就念书所得以实吾逛所睹闻,或亦来者之助乎”,故众有“纪行”作品公布。1930年代初,与许同莘有往还的金毓黻,便对其纪行文字歌颂不置,认为《石步山人纪行》“词笔渊雅,如读道元《水经注》,披览之际,爱不忍释”,又谓“溯伊能作品,昨以《逛吉敦途记》睹示,中央考据古事之处精博可喜,渊源所自,弥深敬爱”。别的,相合日本法政学、中日相合、晚清政事、古代文明、中西交通史以及东北、华北地方文史的作品,数目亦不少,散睹于《法政杂志》(东京)、《交通丛报》、《东方杂志》、《河北月刊》、《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》、《河南政事》、《河南博物馆馆刊》、《旅逛杂志》等期刊,值得进一步发掘研商。如许同莘正在滨江时候,撰写 《中东途站名改称议》一文,为金毓黻所睹,许作“援古证今,殊为罕睹之文”,拟登其所编《东北丛刊》“以张之”。

  许同莘:《嵩洛纪行》,《河南政事》第6卷第4—6期,1936 年,收入《石步山人纪行》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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